1968年5月的一个傍晚，武汉东湖边的水面已经有些发暗，微风从湖面吹过，树影轻轻晃动。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院子里，警卫员脚步放得很轻，生怕惊动楼里的那位老人。就在这样的气氛里，毛主席在这里小住，而与他来往最频繁的军区主官之一，正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。
很多人提起这位湖北籍中将，会想到他在武汉的那些故事，比如“野猫上房”的趣事，比如东湖边的战备谈话。但把时间线往前拉一拉，就会发现，这位看似爽朗、爱操心的将领，在毛主席和许多老战友眼里，还有一个更鲜明的标签——“太勇敢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毛主席后来在一次谈话中，当着他的面，引用了杨成武的话：“不怕你不勇敢，就怕你太勇敢。”这一句话，既是赞许，也是提醒。要弄清这句话的来龙去脉，还得从长征说起，又绕回到武汉。
一、长征路上的“急信差”
时间回到1935年秋天，红军长征正在最紧要的关头。9月上旬，张国焘坚持要红四方面军南下，形势陡然紧张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连夜率中央红军北上，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此时还在前线，必须尽快了解中央的真实意图。
那天清晨，细雨迷蒙，山路泥泞。红二师师长陈光把曾思玉叫到面前，说道：“曾主任，有个极其重要、又十分紧急的任务。”这话一出，气氛立刻凝重起来。任务内容不长，却非同小可——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，在岔路口截住徐向前，把情况当面说明。
当时的曾思玉，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，年纪不大，但在部队里已经以大胆、机敏出了名。听完任务，他没多说别的，只是立刻回答：“保证完成！”随后被带到毛主席面前，亲手接过那封信。毛主席把要点又说了一遍，语气平静，却透出几分急迫。
那天中午，曾思玉带着一小队人，从山坳里摸上来，在预定的岔路口隐蔽好。山风有些冷，路上人烟稀少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行军的动静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他心里难免打鼓：如果徐向前绕路呢？如果张国焘的人先到呢？这些情况都不能排除。
下午四点左右，一支队伍从东面缓缓而来，旗帜、编制都表明，这是徐向前率领的部队。双方接上头后，曾思玉立刻迎上去，将毛主席的亲笔信郑重递上。徐向前看完，眉头紧锁，沉默了片刻，只留下一句安排：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！叫他们听指挥，无论如何不能打！”
曾思玉见他不提回信，赶紧问：“报告总指挥，您有回信吗？”徐向前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写了，我写个收条吧。”于是，简单签名，算作接收凭据。这一来一回，看似朴素，却把一场可能酿成的大祸，压了下去。
这件事情在很多回忆录里都提到过。站在那年那条岔路上，曾思玉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青年干部，但毛主席很清楚，这种“要命的时候敢去、拿命去换时间”的劲头，既宝贵，又得管住尺度。后来那个“太勇敢”的评价，其实在这里已经埋下伏笔。
二、枪林弹雨里练出来的“猛将脾气”
长征之后，部队重新整编，进入抗日战争时期。曾思玉的军旅生涯，也随之翻开新的一页。他先后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中担任要职，抗战后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副司令员，解放战争中又担任纵队、副兵团主要指挥职务，长期在华北战场转战。
这一时期，他的特点越来越鲜明：遇到战机，绝不放过；抓住敌人，就往死里打。晋察冀根据地环境复杂，日伪据点密布，敌人“扫荡”频繁，作战多是小股部队机动作战，需要胆子，更需要灵性。曾思玉偏偏就有这么一股劲——只要能咬住敌人尾巴，就不会轻易撒手。
杨成武对这个老部下，很早就有印象。早在苏区时，他们一个在红四团当政委，一个在红三团当青年干事；后来又一起在晋察冀军区，相互间越来越熟悉。抗战后期、解放战争中，他们在不同纵队、不同建制里指挥作战，对彼此的脾气性格，都算摸得比较透。
杨成武后来回忆时这样概括：“曾思玉同志很好。打起仗来，不怕他不勇敢，就怕他太勇敢。只要有机会消灭敌人，他就绝不放过，一心要打。”话说到这里，已经带着些许军人的无奈。指挥作战，有时候怕的是部下不动；而遇到太猛的，又容易在关键节点提前暴露部署。
更具体一点，有的战役部署需要“捂一捂”，故意让前沿部队收着打，等敌人深入，再一举合围。曾思玉这类性格的指挥员，一见有敌人露头，情绪上就容易“按捺不住”，总想提前给对方一闷棍。这种冲劲，在局部战斗中能收奇效，在全局布局上，稍不注意就可能乱节奏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5年授衔时，他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在那些受衔将领中，不少人都知道：这位中将出身于红军老部队，又是长征骨干，在晋察冀战场上打出过名声，骨子里的“猛劲”一直没改。只是到了和平时期，这股子劲，既是优点，也成了上级特别关注的地方。
三、东湖边的一句“太勇敢”
时间一转，来到1960年代末。那几年，毛主席多次南下视察，长江两岸走了一大圈，坐火车、上轮船，有时还会临时改变路线。陪同在侧的，常常是总参、总政、空军的负责同志，杨成武就是频繁陪行的一位。
1968年9月19日，毛主席结束在大江南北的一番视察，又回到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。这一次，他要接见的是武汉军区的新任领导，曾思玉就在其中。接见前，毛主席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认不认识曾思玉？”对象是杨成武。
“认识。”杨成武没有犹豫，顺着这句话，讲了几段旧事，从苏区到晋察冀，从红军年代讲到抗战、解放战争，把两人几十年间的交集串了起来。说到具体评价时，他开门见山：
“曾思玉同志很好。交给他工作，不怕他做不好，就怕他做过头。打仗不怕他不勇敢，就怕他太勇敢。只要有机会消灭敌人，他就绝不放过，一心要打。我指挥作战时，最担心他太勇敢，过早暴露整个作战意图。平时事无巨细，他都要管，这方面别人对他也有些反映。”
这番话，说得不客气，却不带恶意，更像老战友之间的实话实说。毛主席听完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大致了解了。
接见时的场景，后来在一些回忆材料中有过描述。毛主席把曾思玉叫到跟前，语气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：“曾思玉同志，你知道成武同志怎么评价你的吗？”这一问，气氛一下子就“紧”了起来。曾思玉下意识看了杨成武一眼，心里难免有些打鼓：这是要点名批评吗？还是另有用意？
毛主席随即把那句话原封不动说了出来：“不怕你打仗不勇敢，就怕你太勇敢；不怕你工作不积极，就怕太积极。”话说到这里，分寸拿捏得很精细。既肯定他敢打敢拼，又指出“太”的问题——勇敢要有度，积极也要有界。
末了，毛主席加了一句：“所以，我讲了不少，叫你不要太积极，以免影响战略部署。”这句话背后，显然不只是对一个人的提醒，更是对当时军队领导干部的一种要求。越是在风浪大的时候，越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行事；越是手里握有兵权的人，越要学会用“战略眼光”看问题。
从长征时的送信，到解放战争中的猛打，再到武汉军区任职时期的操劳，曾思玉身上的那股“冒尖劲”，一路延续下来。毛主席并没有因为他“太勇敢”而否定他，反而是在肯定基础上，用老上级特有的方式敲了一下警钟。
四、东湖里的“野猫”和战备
回到1968年5月。那时，毛主席乘专列来到武汉东湖休息，住的还是熟悉的梅岭一号。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，按惯例要前来看望，汇报工作，也照顾生活上的事项。
有一天，毛主席对他说，最近总感觉房顶上有东西跑来跑去，晚上听得挺清楚。曾思玉听完，很自然地答了一句：“可能是野猫，我马上派人处理。”按一般干部的习惯，这叫“态度积极”，问题马上解决。
毛主席却摆手说：“不要管它了，野猫也要有个窝嘛！”这话看着轻松，实际上很有意思。毛主席向来不喜欢兴师动众，对生活条件也不讲究，既不想因“小事”搞得紧张，又不愿因为自己的休息，把一只野猫逼得无处栖身。
但曾思玉的性格，在这里又显现出来。他心里盘算的是：主席休息最要紧，怎么能让野猫在房顶乱窜？等毛主席离开后，他特意交代管理局，上房检查，把可能的猫洞都堵死，天棚重新加固，彻底封死一切“通道”。
过了几天，毛主席又把他叫去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这几天睡得挺好，再听不到猫跑的声音，是怎么回事？”曾思玉照实回答，说已经检修房顶，加固天棚，“什么都进不去”，确保不会再影响休息。毛主席听完，笑着说：“人要睡觉，猫要走路，看来矛盾不可调和喽。”
这一来一回，其实是个很典型的细节。一边是曾思玉习惯性的“多操一层心、往前多迈一步”，一边是毛主席对于“留一点余地”的看重。这种性格在平时生活中的表现，也照出他在工作、在战备布置上的那股认真甚至“过头”的劲道。
就在东湖的这些日子里，毛主席和曾思玉谈的重点，并不止于野猫，而是湖北、华中地区的战备布局。有一次谈到河南南阳地区打出了油气层，曾思玉提起这一情况，觉得这是个重要变化。毛主席听了，精神一振，说起了石油的重要性：
“如果江汉平原钻探出油，把油井封闭，平时不用，准备战时炼油，那作用就大了。人没有粮食供应不行，飞机、坦克、汽车没有油更不行。没有油，那就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。”
这段话很直白，也很实在。当时国际形势紧张，国内对战略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。毛主席在屋里一边走一边讲，交代不得放松战备，要提前做好应急准备，并明确要曾思玉在江南一带，为自己预备一个临时指挥所，以便战事紧急时，可以在长江以南继续指挥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再回头看那句“不要太积极，以免影响战略部署”，就更有意味。战备要抓，布局要细，但个人的“勇”与“急”，都必须服从整体安排。这一点，对于长期在前线凭胆子、凭冲劲打出来的老将来说，确实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
东湖的水，一年又一年依旧。毛主席在武汉驻足的那些日子里，和曾思玉的接触不止一次，谈话内容也远不止这些小片段。无论是长征路上的密信，还是晋察冀战场上的猛打，抑或是武汉军区的战备布置，都勾勒出一个基本清晰的轮廓：曾思玉有勇、有劲头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会被反复提醒“注意尺度”。
历史留下来的，往往是几个关键节点和几句意味深长的话。那句“你知道成武同志怎么评价你吗”，短短一问，把几十年的战火经历、性格脾气，都收束在同一个焦点上。对一位习惯冲锋在前的老红军来说，能听懂这句话的深意，本身就是另一种层面的“成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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