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泰始年间,华歆的孙子华廙深受晋武帝器重,逐渐升任“都督河北诸军事”。恰逢此时,华廙之父华表病逝——前途一片光明的华廙不得不致仕,回家为父亲治丧。
守孝期间,华廙的连襟、鬲县县令袁毅被查出受贿。中书监荀勖曾向华廙求亲不得,便趁机恶意检举,导致华廙牵连获罪。晋武帝曾下令华廙治丧完毕后即刻复职,但华廙一直推辞不就,由此也忤逆了皇帝旨意。数罪并罚后,华廙被免官夺爵,沦为一介平民。
生活落寞的华廙一度靠养猪度日,并种植苜蓿为饲料。唐朝诗人温庭筠写过一首诗,感叹这位英才落魄时的凄凉:
刘公春尽芜菁色,华廙愁深苜蓿花。 月榭知君还怅望,碧霄烟阔雁行斜。▲苜蓿。图源:摄图网授权
某日,晋武帝登上陵云台,望见一片阡陌规整的苜蓿园。得知是华廙所种,晋武帝颇为惊讶,曾经的朝廷重臣竟沦落到如此地步,便有了起用华廙之意。
展开剩余95%太康初年,晋武帝大赦天下,华廙重新踏上了仕途。
华廙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,正是那片为了养猪而种植的苜蓿园,才让他时来运转。
1苜蓿是豆科草本植物,属于外来物种。原产于伊朗西北部、外高加索山区以及小亚细亚一带,汉代时引入中国。而这一植物的东传,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关。
公元前201年,韩王信变节投靠匈奴,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。冒顿单于诱敌深入,将其围困于白登山。幸得谋士陈平献计,贿赂匈奴阏氏吹枕边风。刘邦在献资匈奴,并答应与之和亲后,方从30余万匈奴骑兵的包围中脱困。
刘邦去世后,吕后又遭匈奴调戏。冒顿致信吕后:“陛下独立,孤偾独居。两主不乐,无以自虞,愿以所有,易其所无。”然而,慑于匈奴骑兵战力,吕后只能选择隐忍:“年老气衰,发齿堕落,行步失度,单于过听,不足以自污。弊邑无罪,宜在见赦。”
汉初的开局之耻,只能留待后人去洗刷。而汉廷深知,对抗匈奴,关键在于骑兵和马匹。
蓄养马匹是文景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汉文帝听从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,实行“马复令”。即每家养一匹马,官府免除三个人的徭役,鼓励民间参与。汉景帝继位后,沿袭父辈的蓄马强军政策,在汉朝北部地区开设了36所牧师苑,“始造苑马以广用”。
经过文景两代的积累,汉朝“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”,但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。汉朝马匹大多是厩养,除草料外,又需辅以豆、粟等精粮饲料。据统计,高峰时期,汉朝每年要为养马支付至少6亿钱的成本。由于消耗巨大,人马争食的矛盾十分突出。史载,后元二年(前142),因粮食歉收,汉景帝一度下令禁止以粟饲马,凡有违令者,马匹一律没收充公。此外,中原马较之匈奴马,耐力与耐寒性都明显不足,使汉军骑兵战力大打折扣。
文景二帝去世后,养马与反击匈奴的未解难题,遗留给了汉武帝。
建元二年(前139),汉武帝派遣张骞为首的外交团队出使西域,以求“断匈奴右臂”。张骞历经十多年的磨难与奔波,虽未能完成最初的使命,却意外地给汉武帝带回了一则令人兴趣盎然的见闻——“(大)宛别邑七十余城,多善马”,而且“马嗜苜蓿”。
▲张骞出使西域归来。图源:影视剧照
为得良马,汉武帝不惜遣使远赴大宛重金求购。怎料,大宛不但拒售,还唆使郁成王半路杀人越货。汉武帝大怒,自太初元年(前104)起,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度远征。大宛陷入内乱,国王毋寡被杀,亲汉的蝉封被拥立为新王。“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,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”。此后,蝉封每年向汉朝进献天马(大宛马)两匹。
当时,汉使深信,苜蓿正是大宛马出类拔萃的关键。于是在“得其马”的同时,“汉使采蒲陶(葡萄)、目宿(苜蓿)种归”。作为与西域良马相配套的牧草,苜蓿自此开始了东传之旅。
汉武帝时期,苜蓿既做饲料,也作观赏用。随着张骞凿空西域,往来长安的外国使节越来越多,西域输入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日益增多,汉武帝索性命人在各处离宫、别馆与皇家园囿大面积种植苜蓿,营造出苜蓿遍野的景象。他的继任者们又将苜蓿引种至乐游苑。每当风起时,乐游苑的苜蓿“常萧萧然,日照其花有光采,故名怀风,又名光风”。
关于苜蓿的实际引种者,无论是《史记》,还是《汉书》,都“不言所携来汉使之名”。在“每有功,必归圣人”的传统思维主导下,率先凿空西域的张骞就成了苜蓿的最早引种者。也有人将这一“功绩”记到远征大宛的李广利名下。
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作出了一个较为中肯的总结:“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植物和种籽都是张骞自己随身带回来的,因为他游历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,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……但是张骞建立了关系,使得其后几年里(汉使)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。”
最早的引种者已不可考证,但苜蓿由其带入中原后,恰似往平静的水面掷入石子,随即激起了阵阵涟漪,并触发一系列的风云变化。
2自从引种苜蓿后,中原政权从中获益良多。
苜蓿适应性极强。因其根系发达,既耐旱,又抗寒,很快就融入了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。与其他西域传来的植物一样,苜蓿“植之秦中,后渐生东土”。
牧场与草料的多寡,直接决定了帝国养马业的上限。在这一点上,汉朝可谓是积极有为。苜蓿从长安扩散后,逐渐播种于陕甘地区,为汉朝的官营马场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供应。
西河郡鸿门县(今属陕西榆林)的天封苑,是西汉初期设置的牧师苑之一,相传于汉景帝前元二年(前155)开辟。近年,考古工作者在榆林南郊发现一处汉墓,墓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子,就包含了苜蓿籽。经过年代测定,大致推定为汉和帝在位期间(88—106)的产物。可以想见,整个汉代,榆林地区苜蓿遍野,汉帝国的马匹正矗立于马厩,津津有味地咀嚼牧草。
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苜蓿籽,则诉说着汉代敦煌苜蓿花开的盛况。作为西汉往来西域必经之路上的一处驿站,悬泉置既要承担马匹供应,又要为过往客商的坐骑提供饲料,苜蓿传播至此,恰当其时。
▲1990年,悬泉置遗址发掘现场。图源:网络
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,残缺不全地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:“习置又置前种目宿卌亩置北去置廿五里今年。”大意是说,这一年,悬泉置北部25里处种植了40亩苜蓿。
这些汉简还记录了两宗苜蓿交易。汉成帝阳朔三年(前22)十一月某天,一个叫做“定”的厩啬夫要为马匹置办草料,就近从效谷县常利里一个叫做“马君”的人手里购买了25石苜蓿。也许是所购草料不足额,五天之后,“定”又向敦煌县新成里人“山谭”购买了85石苜蓿与茭。为此,“定”所携带8500钱的购置费,转眼间就进了这个苜蓿贩子的腰包。
两宗苜蓿交易的背后,是敦煌郡充足的苜蓿供应。后来,唐朝人颜师古在给《汉书·西域传》作注时说:“今北道诸州旧安定、北地之境,往往有目宿(苜蓿)者,皆汉时所种也。”
苜蓿为多年生植物。《齐民要术》曾言:“此物长生,种者一劳永逸。”意思是说,苜蓿寿命很长,仅一次播种便可多次收割,极其高产。更可贵的是,苜蓿的营养价值并不输其他牧草。现代研究发现,其蛋白质、维生素和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。尤其是蛋白质含量,比肩甚至超越了大豆。直到今日,民间还有一个比方:马吃一口苜蓿,不亚于吃半块豆饼。
只有优质高产的牧草,才能养出更为膘肥体壮的牲畜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汉朝人同样以苜蓿养牛。时间一长,人们惊奇地发现,凡是以苜蓿为饲料的牛,体能都有了显著提升。原本需要两牛才能拉动的车辆,如今只需一头即可,就连牛肉质感也大为改观,史载其“细嫩、具纹,烙饼牛羹,膏脂润香”。
苜蓿与良马的完美组合,使得汉军骑兵逐渐实现了质的飞跃。这一变化,也推动亚洲的攻守易势,汉朝统治者开始有信心放眼域外的世界。
马邑之谋后,汉匈战争已不可避免。为洗刷汉初的开局之耻,自元光六年(前129)起,汉武帝举全国之力,对匈奴发起全面反击。在这场国力较量中,卫青与霍去病等名将率领的汉军所向披靡,相继取得河南、漠南与漠北之战的胜利,将帝国的界碑插到河西与大漠之中。
在苜蓿与良马的后勤支持下,汉军追击匈奴所展现的远程打击能力,也令西域各国心惊胆战并逐渐臣服。汉宣帝地节二年(前68),郑吉受命屯田车师(今吐鲁番西北),八年后(前60),西域都护府建立,西域自此纳入中国版图。
▲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。图源:中国历史地图集
时间进入东汉后,苜蓿与良马彻底重塑了汉军骑兵战力。恰逢匈奴分裂,汉明帝决定对北匈奴发起全面反击。永平十六年(73),大将窦固与耿忠率军长途奔袭天山,成功击败北匈奴呼衍王。此后,汉军不断远征,与匈奴人决战于阿尔泰山。永元三年(91),北匈奴单于大败,远遁西迁。
汉匈百年战争,最终以汉朝的胜利宣告结束。这一战果,后世常有人追忆,唐代人王维在《送刘司直赴安西》一诗中有云:
绝域阳关道,胡沙与塞尘。 三春时有雁,万里少行人。 苜蓿随天马,蒲萄逐汉臣。 当令外国惧,不敢觅和亲。马,决定了帝国版图的上限;而苜蓿,则决定了马的上限。
3王夫之说过:“汉唐之所以能张者,皆唯畜牧之盛也。”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年代,畜力是维系帝国运转的重要动力源。
跟汉朝一样,唐朝对马政建设也十分上心,且成果斐然。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高宗麟德年间,唐朝在四十多年时间里,共蓄养70.6万匹马。“天可汗”与盛唐气象的背后,离不开这些畜力的支持。
而马政则与苜蓿种植相辅相成。开元年间,唐玄宗李隆基设置马政“八坊”,又配置了1230顷官田,招募百姓专植牧草,为“八坊”的马匹提供苜蓿等饲料。
高句丽人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家奴。李隆基登基后,王毛仲受封霍国公,兼任监牧使。唐朝马政深受侵占草场、盗窃饲料等以公谋私行为的困扰,王毛仲到任后,不避权贵,“两营万骑功臣、闲厩官吏皆惧其威”,不法行为得到遏止。在其管理下,“苑中营田草莱常收,率皆丰溢”,再无歉收与亏空。
▲王毛仲。图源:影视剧照
在陇右,王毛仲积极发展苜蓿种植。在他的督促下,陇右地区共开辟出1900多顷的官营料场,大量种植茼麦和苜蓿。陇右马场有了足够的越冬青储,马匹数量从最初的24万匹飙升至43万匹。开元十三年(725),名相张说为纪念这一成果,特意撰写了《陇右监牧颂德碑》一文。
同年(725)十一月,唐玄宗泰山封禅,王毛仲从马场中挑选出骏马数万匹跟随。按颜色不同,王毛仲将其分列为多个方阵。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,狠狠地给领导造了一波势。
可惜的是,安史之乱爆发后,吐蕃趁虚而入,占领陇右,“苑牧畜马皆没矣”。王毛仲的苜蓿饲马成果不复存在。此后,唐朝被迫另择他处,开辟新的马场与料场。
早在悬泉汉简的记载中,苜蓿就已经是一种税草。到了唐代,苜蓿成为主流饲料,朝廷也向民间和地方征收此物,“以给诸闲”。朝廷规定,殿中所和太仆所蓄养的马匹,饲料由长安与洛阳方圆五百里的地区供应。随着苜蓿产区的不断扩大,税草征收做了相应的调整:
“诸屯每年所收杂子,杂用以外,皆即随便贮纳。去京近者,送纳司农。三百里外者,纳随近州县。若行水路之处,亦纳司农。”
根据唐史专家杜文玉的考证,唐朝所征收的“杂子”指的是“各种子类粮食作物”,苜蓿子也包括在内。
苜蓿产区的扩张,还缘于唐朝的驿传制度。为沟通管理辽阔的疆域,统御四方,朝廷对交通邮驿建设不遗余力。《大唐六典》记载,唐朝规定每隔三十里就需要设置驿站,全国驿站数量最多时达1639所。而驿站蓄养的驿马和传马,则是帝国人员、物资和信息传递的主要动力与工具。
为了供养这些牲畜,需要就近配属草场料田。开元年间,因任务强度的不同,驿马可获地40亩,而传马可获地20亩。如果有需要应急承直的马匹,每匹还可增加4亩。《天圣令·厩牧令》记载,这些唐代官田被限定专植苜蓿,地方县官需时时监督,不可弃耕撂荒,田中出产的苜蓿,“非给传马,不得浪用”。苜蓿花借此开遍了大江南北。
与唐朝驿站相关的事件,最有名者莫过于“荔枝配送”。唐玄宗时期,杨贵妃酷爱吃荔枝。为讨得美人欢心,唐玄宗不恤人力、物力,要求荔枝产地不远千里配送京师。奈何荔枝“三日而味变”,唐朝的骑手们只能在沿途驿站不停换马,赶在荔枝变味前送抵长安。
▲唐朝“骑手”快马运送荔枝。图源:影视剧照
唐朝人鲍防曾作诗《杂感》,提到了这一鲜果速运事件:
汉家海内承平久,万国戎王皆稽首。 天马常衔苜蓿花,胡人岁献葡萄酒。 五月荔枝初破颜,朝离象郡夕函关。 雁飞不到桂阳岭,马走先过林邑山。 甘泉御果垂仙阁,日暮无人香自落。 远物皆重近皆轻,鸡虽有德不如鹤。好一句“天马常衔苜蓿花”!可以想见,当年荔枝千里奔长安的背后,既离不开骑手和驿马的星夜兼程,也离不开苜蓿这一优质牧草的无声助力。
4苜蓿与良马构建的汉唐气象,至两宋时却未能再复刻。
宋朝建立后,一度致力于恢复华北与西北的疆土。太平兴国四年(979),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,一举击败来援的辽军,迫降北汉皇帝刘继元。这时,殿前都虞侯崔翰主张趁热打铁:“此一事不容再举,乘此破竹之势,取之甚易,时不可失也。”宋太宗深以为然,不顾宋军疲惫,贸然进军燕云十六州。同年,幽州大战爆发,宋辽两军战于高梁河。
最终,辽将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逆转局势,大败宋军。混乱中,宋太宗腿部中箭,无法骑马,只能改乘驴车从小路狼狈逃走。雍熙三年(986),不服输的宋太宗再度攻辽。结果,宋军再败。经此数战,宋太宗蔫了,再不提北伐之事。
▲燕云十六州示意图。图源:锦绣人文地理
而在西北,党项人也与宋朝渐行渐远。至道二年(996),李继迁起兵围攻灵州(今宁夏灵武),到了宋仁宗景祐五年(1038),其孙李元昊正式宣布脱宋自立。
李氏裂土,大宋群情激愤,朝臣纷纷主战。宋夏之间由此多次爆发战争。然而,宋军始终未能平叛与制服党项人,西夏脱宋已然成为定局。
种种努力失败后,宋朝失去了华北与西北的军马基地。更糟糕的是,原产于中亚的苜蓿喜干旱、怕潮湿、忌水淹,中原与南方受制于农耕需要与自然条件,也不适宜大规模养马与种植苜蓿。因为存在感不强,宋代不再设置类似东汉苜蓿苑、隋唐苜蓿丞等专职机构。
失去了优质马场,北宋养马业日渐凋敝,军事日颓,直至靖康之祸。
至南宋时,情况更为糟糕。南宋偏安一隅,“故凡战马,悉仰秦、川、广三边焉”。宋军要想获得足够的军马,既要花费重金,又时常被人卡脖子。在蒙古骑兵的攻势下,逐渐走向败亡。
两宋的历史短板,恰好是元代的优势所在。《元史·兵志》有言:“元起朔方,俗善骑射,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,古或未之有。盖其沙漠万里,牧养蕃息,太仆之马,殆不可以数计,亦一代之盛哉。”
在苜蓿东传的一千多年里,其价值早已得到历史的验证。蒙元政权靠骏马夺得天下,对养马极为重视,自然不会错过这一优质牧草。
中统四年(1263),元朝人刘郁跟随转运使常德出使伊利汗国,将一路见闻写成了《西使记》。在行至玛勒城与诺尔桑城(今新疆西部与阿富汗一带)时,只见当地“草皆苜蓿,藩篱以柏”,可见苜蓿是当地牧民的首选牧草。
至元七年(1270),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,督促农事生产,“仍仰随社布种苜蓿”,为马匹提供饲料。至元二十四年(1287),设置上林署。除了给皇家供应花卉、水果和煤炭之外,上林署还开辟苜蓿园,由三名提领“掌种苜蓿,以饲马驼膳羊”。
政策推动的背后,亦有技术的支持。在教民种植苜蓿时,元朝司农司在《齐民要术》等古籍的基础上,于至元十年(1273)编成了农书《农桑辑要》。书中指出,苜蓿每年七月便可播种,方法与开挖菜畦种植韭菜一样,及时浇水即可。而《大元通制条格》中又特别强调头茬苜蓿要留种,“初年不须割刈,次年收到种子,转转俵散,务要广种”。
▲忽必烈画像。图源:网络
在政府的推广下,元朝的都邑负郭遍植苜蓿。而在大都,围绕着苜蓿地,还发生过一则廉政事件。
忽必烈在位期间,尚书左丞马绍是著名的廉吏。当时,大都周边分散着大片苜蓿地,朝廷要分发给百姓,但朝中权贵纷纷抢先据为己有。有人打算让出一份讨好马绍,被马绍拒绝了:“我并无足够才能,却身居政府要职,常常担心无法尽到责任,又怎么敢谋求非分的福分,招致罪过呢?
于是,权贵们转向了位高权重的尚书右丞相桑哥。后来,桑哥被政敌弹劾垮台,后悔不已:“如果当初我早听马左丞的话,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。”
忽必烈按照行贿账本,开始清查涉案人员。从头到尾未看到马绍的名字,忽必烈很高兴:“马左丞忠诚廉洁,令人尊重,马上让他官复原职。”
5时间进入明清后,苜蓿仍是帝国畜牧业的最优选。
与元大都一样,明代北京城周边同样广种苜蓿。史载,为保障御马饲料供应,明王朝在北京九门外预留了一百多顷的土地,专门用于苜蓿种植。可随着管理的松懈,这些苜蓿地逐渐被人觊觎惦记,挪作私用。
成化二十三年(1487)七月,东厂太监罗祥向明宪宗秘密报告了一则情况:“正阳等九门外旧有苜蓿地一百余顷,递年种租以饲御马,今皆为御马太监李良、都督李玉等占种。”
明宪宗随即命司礼监、户部、郎中、给事中与御史等多个部门主官联合调查。经查,御马太监李良、任秀、都督李玉、锦衣卫指挥刘纪、彭麟等人均牵涉其中。他们放任及伙同他人圈占苜蓿地,用以建造庙宇和坟墓。明宪宗当即下旨处理:李玉、彭麟等被停俸三月,任秀与刘纪则被捉拿问罪。唯独李良得到了皇帝的原谅,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处罚。
▲明宪宗、成化皇帝朱见深。图源:网络
明宪宗终究是个心软之人,没有继续深究。不多时,所有涉案人员均得到了豁免。苜蓿地上的无主坟和寺庙也未被强拆,剩余的土地则交由御马监,“督令官军仍种苜蓿饲马”。
到了明世宗时期,九门苜蓿地剩余一百一十顷。嘉靖皇帝仍照例“分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,每门把总一员,官军一百名,给领御马监银一十七两,赁牛佣耕,按月采办,苜蓿以供刍牧”。很快,户部右侍郎王軏就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嘉靖七年(1528)七月,王軏调查发现,九门苜蓿地“地多遗利,军多旷役”,土地产能与劳动力严重过剩。他向嘉靖皇帝建议,每门仅保留土地十顷,兵丁三十人,即可满足苜蓿的生产需要。其余土地则租予佃农耕种,按照土质贫瘠程度收取租金,多余兵丁则悉数退回军队服役。这一提案得到户部其他官员的赞同,嘉靖也答应实行。
6从竺可桢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可知,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,气候异常,粮食作物时常面临着减产绝收。这时,苜蓿与番薯、玉米、土豆一齐登上救荒的历史舞台。
▲南北朝至晚清气温变化图。图源:网络
元初,忽必烈积极推广苜蓿的另一个目的,就是“以防饥年”。到了明清时期,苜蓿救荒的案例并不罕见。
明末清初,天灾再现。据《惠民县志》记载,这一年,粮食歉收,饥荒袭来。当地大户冯应晋到自家地里查看收成,只见到两百多亩苜蓿长势良好。于是,他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满是善意的想法:“当此急荒,胡不令人采食?”
家人初听,觉得有些荒唐,怎么能拿牲畜饲料给人吃?冯应晋有些生气:“吾忍以畜故,饥我乡里邪?”随即,他召集饥民,任其自由取食。不多时,两百多亩苜蓿被全部吃光,冯应晋又让人开仓赈济,帮助饥民度过难关。
在连年的饥荒中,冯家救活了五十多户灾民。后来,冯氏子孙连续登科及第,人们都说,这是当年冯应晋赈灾义举的福报。
实际上,早在南北朝时期,《齐民要术》就指出了苜蓿的吃法:“春初既中生啖,为羹甚香。”此后数百年,苜蓿除了喂养牲口,另一潜在用处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食物补充。明代鲍山在《野菜博录》记录了一种吃法:采摘苜蓿的嫩叶,清洗干净后,进行油炸,用盐调味即可食之。
面对频频发生的灾情,人们不仅利用苜蓿活命,也利用苜蓿助力农业增产。
苜蓿常被用于治理盐碱地。乾隆年间,浙江人盛百二赴山东任职。为官期间,偶然得到孙宅揆攥写的《教稼书》,但又觉得篇幅内容有些欠缺。于是他遍访民间,学习农业知识,花费六年时间,终于在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写成了《增订教稼书》。在书中,他自言“苜蓿法”是从一名沧州老农处学来。
据盛百二所言,每逢盐碱地,可先全部种上苜蓿,每年收割地表植株,四年之后,再铲除其根须。这时再“改种五谷蔬果,无不发矣”。盛百二认为,这是“苜蓿能暖地”的结果。
作为豆科植物,苜蓿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固氮能力,明清时期,人们常常将其充当绿肥。据《鹿邑县志》记载,光绪年间,河南鹿邑的农民遇到贫瘠的土地,往往会先种上三年苜蓿,等到“积叶坏烂肥地,垦种谷必倍”。
▲苜蓿。图源:摄图网授权
苜蓿之于人畜,历史功益甚多。两千多年前,“汉使”之举可以说是利在千秋。
在中国人引入域外物种一事上,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曾给予极高的评价:
“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,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,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中去,这是值得钦佩的。中国人是熟思、通达事理、心胸开豁的民族,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。在植物经济方面,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。中国有另一独特之处: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,在那里都有栽培。”
无论是张骞凿空西域,亦或是全球地理大发现,中国人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,去积极面对和利用域外传入的农作物。
时光流转,苜蓿的紫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。它曾托起汉唐铁骑的雷霆万钧,也曾见证宋明疆域的无奈收缩;它滋养过御苑的良驹,也救活了饥民的性命;它改良过盐碱的瘠土,更沉淀为农耕智慧的一部分。
它卑微地匍匐于大地,却照见了历史的天空。
参考文献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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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啸虎、陈叶群:《论汉唐时期苜蓿的推广与接纳》,《农业考古》,2023年第6期
李鑫鑫、何红中:《国家主导:汉唐时期苜蓿在西北地区的推广管理》,《中国农史》,2023年第5期,
肖晓凡:《承继与转折:宋代官马饲养技术探析》,《古今农业》 ,2020年第3期
张英冉:《元代苜蓿发展初探》,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》,2022年第9期
竺可桢: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,《考古学报》,1972年第1期
刘爽、惠富平:《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》,《草业学报》,2021年第2期
张静怡:《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置所马政及其相关问题研究》,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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